哥廷根医院，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洒在长长的走廊过道上。


    亚瑟隔着厚厚的白窗帘向手术室里张望了一眼，19世纪的手术室与百年之后的医院大相径庭。


    即便是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机构，也不能摆脱时代的特点，目光所及之处尽是中世纪古老医学的残留气息。


    手术室的环境称不上光洁明亮，厚重的窗帘拉着，将自然光拒之门外，室内的光源则依赖于几盏昏黄的油灯，摇曳的火光在手术刀和金属工具上反射出幽暗的光芒。反而更像是一座被木质长凳和铁制手术台占据的小剧场。


    即便房间内弥漫着药水和酒精混合的刺鼻气味，但这场景依旧让人感到远离现代化的洁净与秩序。


    这场外科手术由医学院院长约翰·布卢门巴赫教授亲自操刀，这位闻名于世的解剖学家和医学教授，不仅因其在人体学和种族学上的研究而广为人知，在外科手术方面也堪称一代大师。


    布卢门巴赫站在手术台旁，身穿深色的羊毛外套，外面套着一件皮制围裙，围裙下摆已经被患者的血迹染红。


    他的助手们也没有穿戴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无菌手术服，取而代之的是厚重的学术长袍和同样的手术围裙。


    教授的双手没有戴手套，而是像是许多同时代的老医生那样直接握着手术刀。在没有无菌化意识的当下，手术时戴手套常常被当作不专业的表现，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会影响到手术刀的灵活操作。


    紧张压抑的气氛当中，布卢门巴赫的声音低沉而清晰，他的指令一一传达给助手，空气中只有手术刀切割皮肤时轻微的“咔擦”声和助手们快速递送工具的响动。那位倒霉的博士生病人则仅仅只是被简单地用绷带固定在手术台上，在这个麻醉技术发展的初期，大多数病人只能靠几口烈酒和鸦片酊来缓解即将到来的剧痛。


    如果遇上个庸医，兴许手术还没结束，病人就已经恢复了意识。而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自然也不言而喻，医院里时不时传出的几声如同杀猪般的叫声便是明证，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刮骨疗毒的勇气。


    不过万幸的是，布卢门巴赫并不在庸医的行列之中，作为全德意志的顶尖外科医生之一，他的动作精确而果断，就仿佛在处理一件珍贵的解剖标本。


    他对人体结构的深刻理解使得每一刀下去都稳准狠，切割的角度和深度完美契合手术的需要，绝不会多下任何一刀。


    而在一边观摩的医学生们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教授的动作，甚至连眨眼的频次都很低，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小细节。因为谁都知道，这样的学习机会到底有多难得。


    如果别人不说，估计很难有人看出来手术台上挥汗如雨的布卢门巴赫已经八十一岁了。然而，对于一位八十一岁的老教授来说，能够坚持在讲台上继续授课就已经足够令人尊敬了。而像是今天这样亲自下场做手术，就算他本人愿意，他的年龄也不允许。


    因为在某位猪倌看来，外科手术和杀猪的区别仅仅在于目的，一个是想要救命，另一个则是想要取命，但是两者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无区别，而且同样很费力气。


    当然，没有人会当着布鲁门巴赫的面把这话说出来，哪怕是天文台长高斯、哲学院长赫尔巴特抑或是历任校长和学监，都得在这位医学老教授的面前也得乖乖受教训。


    这位老先生16岁时就被公认为天才少年，并先后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攻读医学学位，23岁成为哥廷根大学的医学博士，24岁获聘哥廷根编外医学教授，26岁转为正教授，而这个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还有11年。


    当热月党人结束大革命组建督政府时，布鲁门巴赫已经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外籍院士了。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布鲁门巴赫多了个美国哲学学会成员的头衔。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他侄子路易·波拿巴出生那年，布鲁门巴赫喜提荷兰皇家学会会员。


    1812年，拿破仑撤离莫斯科，英国火烧美国国会大厦和白宫，布鲁门巴赫又得到了汉诺威皇家科学学会秘书和瑞典皇家科学院会员的身份。


    而当拿破仑被流放那年，他又成了汉诺威总督剑桥公爵钦点的王室医生。


    而在去年，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头衔也姗姗来迟的落在了老先生的脑袋上。


    不过，最令布鲁门巴赫骄傲的还不是他那数都数不清的院士头衔，而是哥廷根大学校内为学生设立的一项旅行奖学金——布鲁门巴赫奖，这项奖学金于1825年设立，旨在资助校内有才华的年轻医生和自然学家，而设立该奖学金的最大原因就是为了纪念布鲁门巴赫教授在哥廷根获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


    英国的事务官都知道，一个人在某个部门任职时间越长，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就越大。


    哪怕他只是个最普通的部门办事员，在部门任职58年也足够令他在该部门的地位变得极为特殊。


    小办事员都能凭着资历混出一片天，更别提布鲁门巴赫这位‘曾经的天才少年，现在的天才老年’了。


    而且，由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布鲁门巴赫任教哥廷根这么多年，自然也带出了许许多多颇具影响力的学生。


    其中，他最为知名的学生，前不久还曾经来哥廷根参加了全欧电磁大会。


    那便是柏林科学院的院长——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


    甚至于苏塞克斯公爵来到哥廷根大学访问时，对待别的教授都可以召见，但唯独对于布鲁门巴赫，苏塞克斯公爵事先就说明自己必须得亲自登门拜访。


    因为当年苏塞克斯公爵和他的几个王子兄弟在哥廷根上学时，布鲁门巴赫便已经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


    而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别的教授通常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成果越来越少，但布鲁门巴赫却是随着经验的增长成果越来越多。他编写的《生理学原理》和《比较解剖学手册》一直是德意志大学医学院的基础教材，甚至就连英国和法国的许多医学院也将其列入了必修科目。


    而他的人类学著作《十头骨论》，奠定了头骨测量学的基础，并开创性的提出了‘五大人类品种，但只有一个物种’的观点。


    也就是从布鲁门巴赫这里，终于有了高加索种（白种人）、蒙古种（黄种人）、马来种（棕色人种）、埃塞俄比亚种（黑种人）和美洲种（红种人）的概念。


    而且这位天才老年人还相当严厉的驳斥了一部分借着他的理论生事的种族主义学者，并一针见血的指出：人种间的形态差异主要是由气候和生活方式引起的。除此之外，作为人类单一起源论的支持者，布鲁门巴赫坚持认为人类源于同一个起点，并且直接戳破了人类多起源论者的小心思：多起源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种族不平等理论。


    有了这些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再加上他的学生们在欧洲大地上到处开花结果，也直接坐实了布鲁门巴赫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一人成派的泰斗地位。


    对于这样的老先生，上到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这样的国家特别代表，下到俾斯麦这样冥顽不灵的问题学生，谁见了他都只能毕恭毕敬的。


    不过好在布鲁门巴赫并不怎么关心政治，老头平时的兴趣爱好几乎完全落在了学术方面，除了给学生上课就是在家里著书立传，偶尔手痒就来医院里撞运气，看看能不能碰见一些不需要太大力气就能做的外科手术。


    而眼下碰见的这个面颊枪伤，就很对布鲁门巴赫的胃口。


    老头在手术室里过瘾，学校的领导们却在外面等的胆战心惊。


    他们不仅怕学生手术不顺利，也担心会把老头累出个好歹来。


    两个大学司事舍费尔与多勒斯甚至直接在手术室外发起了脾气。


    “你们为什么不拦着点布鲁门巴赫先生？难道你们不记得他今年都八十一了吗？”


    “博士生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布鲁门巴赫先生更是！我不相信医学院那么多教授和讲师，就非得让布鲁门巴赫先生亲自操刀做这个手术！”


    医生们听到这话，只能讪笑着赔罪：“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您知道的，布鲁姆巴赫先生亲自发话，我们……我们也不敢拦他。”


    “而且当时情况危急，如果我们忙着和他扯皮，弄不好就会错过最好的治疗时间了。”


    舍费尔听到医生们的辩解，气的吹胡子瞪眼：“你们这就是在狡辩！”


    亚瑟看到两伙人马上就要吵起来了，伸手打断道：“好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况且我刚刚进去看过了，万幸手术进展的还是挺顺利的。布鲁门巴赫先生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丰富的手术经验摆在那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语罢，亚瑟将话锋转向两位司事，他还记得这两个家伙疑似向邦联议会打过他小报告的事呢。


    “问题查清楚了吗？里面躺着的学生是谁？自杀又是什么原因？”


    这回不等两位司事开口，俾斯麦便献宝似得抢先站出来报告道：“爵士，里面躺着的是医学院的博士生，马蒂亚斯·施莱登先生。事件发生后，学生联合会立马就派人找到了施莱登先生的室友，据他们所说，施莱登先生是今年刚入学的新博士生，他的室友也刚认识没多久。不过，他们记得听施莱登先生说过，他本科是在耶拿大学学法律的。”


    “法学生，博士却选择念医学？”亚瑟诧异的一挑眉头：“他的领域跨度未免也太大了。”


    “说的没错。”骑在门框上的阿加雷斯附和道：“这就好比本科读的历史，结果却拿了个电磁学的博士学位。”


    亚瑟瞥了眼阴阳怪气的红魔鬼，转而又问道：“他的学生档案拿到了吗？”


    多斯勒闻言取出夹在胳膊窝的文件夹递了过去：“档案在这里，根据他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他的自杀是不是由于政治原因。”


    作为典型的欧洲大陆国家，即便汉诺威在德意志已经是数得着的自由国度了，但是学生档案中该有的记录却依然一样不缺。而且，由于施莱登本科阶段是在耶拿大学渡过的，所以他的本科经历更是一板一眼的按照《卡尔斯巴德法令》的决议被记录的十分清晰。


    亚瑟仅仅是扫了一眼，便从档案中看出了不少东西。


    施莱登先生出生于汉堡自由市，出身于汉堡的一个医生家庭，19岁进入耶拿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在耶拿上学期间，表现的不算突出也不算差劲，不过从纪律处罚方面的空白以及没有转学记录来看，他应该是一个相当乖巧的学生，至少不会像是俾斯麦和海涅那样的麻烦制造者。


    而根据档案中施莱登的自述，他在1827年从耶拿大学毕业。随后，便按照父亲的意愿，在汉堡开设了一家自己的法律事务所。


    照理说，一个拥有独资事务所的律师是不太可能继续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尤其是跨学科来读医学。


    因为按照社会地位来区分，虽然律师和医生都属于好职业，但律师的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明显比医生更加体面。


    而关于这一点，施莱登在档案中也作了说明。


    他自称没有经商的天赋，也厌倦了在法庭上和他人唇枪舌战互相攻击。他从小是在医生家庭长大的，因此他就想着换一个思路，来读医学，看看能不能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乐趣。


    亚瑟刚刚收起档案，多斯勒便立刻开口道：“爵士，我认为等到手术结束，患者初步康复后，应当立刻开展对他的政治审查。我严重怀疑，这也许并非是一场自杀事件。众所周知，真要自杀何必选在广场动手呢？他如此想要引人瞩目，也许是由于他的目的原本并非自杀。这有可能是一部分学生意图在哥廷根生事失败后，用自杀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遮掩，就像是前不久发生在意大利的那一系列事件。”